一架运输机载着中国空军的新一批飞行员越过喜马拉雅的千年积雪

1942年暮春的一天，一架运输机载着中国空军第四大队的新一批飞行员越过喜马拉雅的千年积雪，向着印度直飞而去，带队的是郑少愚。

自从第四大队在重庆一战中惨败于日军“零”式战斗机之后，郑少愚大队长便一直在苦苦期盼着有朝一日能够重返战场，为牺牲的战友报仇。

在此之前，9架“共和"P-43A型超高空战斗机和18架“寇蒂斯"P-40E型战斗机已经被交付驻印中国空军，看来，郑少愚的愿望快要实现了。

1937年8月14日，杭州首次空战中，郑少愚击落一架敌机，在9月4日的单机侦察中，郑少愚遭遇敌机5架围攻，激战100余公里身负重伤。伤刚初愈就提前出院上前线，参加了1938的"2·18"武汉大空战，击落敌机两架，负伤后仍坚持驾机返回机场。

郑少愚在日记中写道：“这次，我能够率队前往印度进行训练和领受新的战斗机，我真是太高兴了。前几天，我刚刚同我的未婚妻订婚，但我没有送她礼物。我对她许诺，到印度之后一定努力训练，等我亲手击落日军的‘零'式战斗机之后，我就用一小块敌机的碎片做成项链的坠子送给她。”

到达印度之后，前述的27架战斗机便立即装备到了第四大队的三个中队。此时“飞虎队”驾驶“寇蒂斯”P40-C战斗机取得的辉煌战绩早已传遍了空军上下，因此大部分飞行员都倾向于选择“寇蒂斯”P40-E型战斗机。然而大队长郑少愚却毅然选择了P-43A型飞机，他说：“P-43A战斗机带有涡轮增压器，具备更好的高空作战能力，这样我们就能从上方对‘零’式战斗机发动俯冲攻击，如果敌人胆敢升到高空进行空战的话，我们仍然可以依靠这种在高空的性能优势占得上风。”

在郑少愚的感召下，直属他指挥的第一中队飞行员也都选择了P-43A型战斗机，然而也有一位外国技师给了郑少愚一番忠告：“作为大幅升高的代价，P-43A战斗机没有安装自动防漏油箱，只要一丁点儿漏出的燃油沾到涡轮增压器上，飞机就会在瞬间起火爆炸。这不能不说是P-43A设计上的缺陷。”

求胜心切的郑少愚丝毫没有被这些劝诫所动摇，在他的头脑当中，飞行员冒点险以求更好杀敌效果根本就是天经地义的事。

同设计上另辟蹊径的“寇蒂斯"P-40E比起来，“共和"P-43A走的是正统的空中格斗类战斗机的路子，中国飞行员对驾驶这类飞机颇有经验，因此郑少愚所率中队的训练进度很快就远远超过了其他两个P-40E中队。印度的春季已是暑热逼人，但期盼着早日回国的中国飞行员们不为所阻，每天都是一次又一次地顶着烈日作着爬升、翻转、射击等飞行动作。

就在第四大队驻印训练期间，中国空军又发生了两次重大的事故，一次是飞行员胡碧天驾驶1架“道格斯"C-47运输机在飞越喜马拉雅上空时触山坠毁，胡碧天本人连同机上所载的14名中国籍机械师无一生还。

另一次事故则是第四大队的战术训练任务基本完成后，在同英国空军进行比试时发生的，两架战斗机在空中相撞了，曾培孚——中国空军的中流砥柱，和那位驾技同样出众的英军飞行员一起在天空中殒落了。

曾培孚的死令大队长郑少愚难过万分，在剩下的时间里，他一直用曾培孚的战斗精神勉励着自己和战友。一天，他接到指示，空军司令部命令他率领下属的9架P-43A型战斗机返回四川的恩施机场准备参战,中国空军的新生代终可以在日军面前一试锋芒了。

临行前，郑少愚挂念着远在重庆的未婚妻，他用全部的积蓄买下了一套婚纱，并把它小心翼翼地放在了P-43A战斗机狭小的机舱里。

出发之日，郑少愚等人辞别另外两个中队的战友，开始了又一次征服喜马拉雅的旅程。装有涡轮增压器的P-43A此时显出了威力，在升至8000多米高空之后.9架战斗机便在群峰之上一路向东直飞，而无需像驾驶运输机的战友那样要做“驼峰”式飞行。

就在9架战斗机即将进入中国境内之时，后面的战友突然惊愕地发现，前方郑少愚大队长的座机冒出了黑烟，眨眼间黑烟变成了烈火，谁又能想到那位外国技师的预言竟然会在此刻变成了现实。他来不及跳伞，更没有时间在附近基地寻求迫降。带着再次痛击日寇的渴望，带着对远方新娘的思念……一切的一切都同大队长郑少愚的生命一起，在喜马拉雅山的长空烈焰中化作了灰烬。

致敬抗日空战英烈！

郑少愚(1911-1942)，四川达州市渠县人，著名抗日英雄。毕业于杭州笕桥中央航校，1935年加入共产党。1937年2月申请到空军前线第四大队参加抗战。1942年春，率中国空军飞行员前往印度，接收美国援华飞机时，途经驼峰航线过程中飞机失事殉难。